龙口生物质颗粒生产基地欢迎您预计到2020年，东北地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将达到80%以上，50%重点县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%以上
龙口生物质颗粒生产基地欢迎您“五化”可以变废为宝，但对政府补贴依赖程度较大烧，污染空气；不烧，很难种地。近年出现的“秸秆怪圈”，使秋收过后如何处理秸秆成为粮食主产区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统计显示，2017年东北地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72%，较上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。准。如果将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列为高污染燃料禁止使用，与国家推广生物质能源利用政策相悖。结合实际情况，秸秆等生物质燃料综合利用途径将更加难以推广。预计到2020年，东北地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将达到80%以上，50%重点县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%以上。
尽管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，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，受多种客观因素限制，秸秆综合处理仍面临机械力量不足、综合处理水平不高、市场化程度不够等问题，焚烧秸秆现象仍偶有发生。
“五化”变废为宝
秸秆不让焚烧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。多地正以能源化、肥料化、饲料化、原料化、基料化等秸秆“五化”利用为指导方向，促进秸秆综合利用水平提升。
以前老百姓送秸秆积极性不高， 我国另一家新能源企业市场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，生物质近5年，其公司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业务区域已覆盖全国多个省份。但近年来，虽有工商、能源等与经济和可再生电厂没有足够的燃料，是一个‘双输’的局面。2018年企业借款给当地农业合作社，支持合作社收集运送秸秆，加上秸秆禁烧形势，企业的原料得到了充分供应。现在企业年可消耗秸秆30万吨左右，月发电量达2000万度。
除了发电，还可以将秸秆直接粉碎还田 丹麦的生物质燃气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，生物质初是为了处理家畜的排泄物。1986年，政府成立了生物质燃气协调委员会，开始将生物质燃气规模化发展，建设集中生“变废为肥”。“我们2018年秸秆还田量达到1万多亩。”黑河市的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盖永丰说，“为了实现秸秆还田，近年我们合作社投资200多万元，新购置了包括整地设备等在内的新机械。”
在富锦市，一处万吨级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项目正在建设。项目经理袁浩介绍，该项目计划投资2.3亿元，年处理秸秆量可达10万吨，年产生物质炭基肥料10万吨。
饲料化利用也是秸秆处理的重要方式。
综合利用仍存难题
一方面利用政府补贴，一方面依靠市场供需，黑龙江省采用“双轮”驱动方式推动秸秆处理，已经取得明显效果。
各类补贴，调动了市场化主体参与秸秆综合处理的积极性，但受多种客观条件限制，秸秆综合利用仍存在一些难题。比如，秸秆全量化还田是秸秆肥料化处理的一种基本方式，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农民生产成本增加、机械力量不足等成为了一些地区秸秆全量还田的重要制约因素。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，2017年东北地区还田总面积达到1.23亿亩，但东北地区耕地总面积超过4亿亩，二者差距不小。
在位于富锦市的乔楚种植家庭农场，8000亩稻田产生的秸秆2018年全部实行粉碎抛撒还田。“秸秆粉碎还田必须要粉碎抛撒均匀才行，否则影响来年播种。”正在积极推广同样的运作方式，但如果生物质终产品被划定为高污染燃料，必将导致市场萎缩，相关生产活动也将被迫叫停，产业从业人员将面临失业和破产的窘境。采访中，农场负责人乔志国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，农场为使秸秆全量还田，购买了处理机械，加上人工、燃油等，每公顷成本增加1000元左右。
正是由于秸秆综合处理成本较高、收益受限，纯粹的市场化模式相对较少，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较大。采访中，依兰县利民秸秆回收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尧就表示，企业享受每吨100元的秸秆处理补贴，如果没有补贴，企业效益会下降一半，肯定不能做得太大。
对此，一些基层干部认为，通过补贴带动秸秆综合利用，是目前秸秆综合处理中的重要模式，但同时也容易让一些主体产生“有补贴就上，没补贴就撤”的短期行为，需要在市场化与政府补贴之间找好“平衡点”。
